导读：古代还是很多史学家的，著名的史学家都会有自己的代表作，在史学著作中，《文史通义》的地位可谓是很高的，我们很多史学知识都是从中得知，那么史学理论巨著《文史通义》具体怎样？是谁写了《文史通义》呢？想知道就来瞧瞧万年历小编的介绍吧。
史学
史学理论巨著《文史通义》
《文史通义》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。作为一部史学理论著作，它是可以和另一部史学理论巨著刘知几的《史通》相媲美的，这两部书并驾齐驱，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。阐发史义是全书的最高宗旨，因为作者认为史义在史学中是最重要的，是史学的灵魂。《文史通义》也体现了作者章学诚经世致用的思想，也是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之作。成为我们现今编修方志的必参之书。
由于本书成书于封建时代，其作者受时代局限，评论之中有高于前人的见解，但是同时也有宣扬封建伦理之处，其有些评论是否准确，也有待商榷。身处今天的我们，学习研读的时候要加以分辨，吸收的同时也要注意摒弃。
是谁写了《文史通义》
清代初年，浙东史学学派由黄宗羲所开创，该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、注重史学研究，历经百余年的发展，在清中期出现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——章学诚。章学诚（1738年—1801年），浙江会稽人，清代史学家、史学理论家、方志学家、目录学家，他的《文史通义》在继承浙东史学学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，倡六经皆史，力主史意（史义），创立了更为完善的史学理论体系，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高峰。
史学的源流
在《文史通义》开卷，章学诚即论述史学的源流：“六经皆史也”。章学诚认为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部典籍并不仅是“圣人立言以垂教之经”，而都应视为史学著作。历史上，经史有别的争论早已有之。北宋苏洵认为，经史自古泾渭分明，“经书文字简约，以道法胜；史文详尽，以事辞胜”。到了明代，潘府、王阳明、王世贞、李贽则认为经史无异，已有“五经皆史”的论述。清中期，章学诚再度提出这一史学研究命题，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。在“浙东学术”部分，章学诚阐释：“三代学术，知有史而不知有经，切人事也；后人贵经术，以其即三代之史耳；近儒谈经，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。”孔子倡言“见诸行事”，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，史学所以经世，是史学的根本所在，不了解这一点，就无法谈论史学。“六经皆史”命题之所以提出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六经属政典，记录了中华上古的典章制度，因此史是先于经而存在的。“先王政典”须与“时王制度”有机统一，才能完整理解“六经皆史”的含义。比如《易》以天道切于人事，它因时而制，在致用中不断完善，并不是因循不变，而“变”则是万古恒常的。章学诚由《易》推论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，甚至凡涉著作之林“无一非史”。
史学
提出“六经皆史”显示出章学诚泛史学的倾向，但其核心目的还是扩大、深化对历史真相的认知，将史学的源流上溯至六经之前，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畴。同时，“六经皆史”提出学术“切人事”的致用之效，在乾嘉时期有着针砭时弊的意义。针对当时“舍今求古”的汉学与“空谈性天”的宋学两个极端导致的僵化学风，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表现出深刻的“经世致用”理念。
史学的学风
章学诚以阐发史意作为《文史通义》一书的宗旨，提倡学术研究要具备真知灼见，这与清中期的学术风气有关。他在《与汪龙庄书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今日学者风气，征实太多，发挥太少，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。拙撰《文史通义》，中间议论开辟，实有不得已而发挥，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。”清中期与明代末期学术“无本空谈”的极端现象相反，自清朝初年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，到了乾嘉时期，学者们已形成过分强调征实的另一个极端：治学方式僵化，整日埋头故纸堆，在典籍中寻章摘句，做材料整理、排比、考证等缺乏创造性的工作。学者们不谙世事，研究内容琐碎无味，也脱离了社会实际。
在章学诚看来，所谓“功力”与“学问”“实相似而不同”，且有着云泥之别。考据学尽管确实有其内在价值，但这种表面化的材料呈现只能是“功力”，做学问则是基于材料的思考与升华，“于数者之中，能得其所以然，因而上阐古人精微，下启后人津逮，其中隐微可独喻，而难为他人言者，乃学问也”。所以，章学诚撰写《文史通义》的出发点，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一致的，是为了阐发史意，史家通过研究洞察历史发展变化与演进，在著述中扶持世教，匡正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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