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读：中国文学有很多个派别，若是只分两派，那就是北方派与南方派，在王国维的思想里，北方派属于贵族派，入世派，热性派，南方派是平民派，遁世派和冷性派。那么，国学大师王国维你还知道多少内容呢？王国维的学术地位如何呢？想知道就来瞧瞧万年历小编的介绍吧。
书籍
国学大师王国维
王国维，清朝末年秀才，生于1877年，逝世于1927年，浙江海宁盐官镇人。字伯隅、静安，号观堂、永观，汉族人。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、史学、美学、古文字、考古学、哲学等诸多方面成就斐然的学术大家、国学大师。与陈寅恪等号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“四大导师”，还和罗学堂等并称“甲骨学四堂”。精通日、德、英三国文字，是用西方的文学理念评判中国旧文学的开创者。祖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祖籍河南开封，是宋代的抗金英雄之一，后来随南宋皇帝迁往浙江，在浙江老家很受尊重。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，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先驱，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。他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，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。
王国维的学术地位
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，字静安，号观堂，又号永观，浙江海宁人，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学术大家，在文史哲等多个学科均有杰出造诣。曾有学者谈及王国维的学术，觉得王国维用功不过二十年，然“出手即高”，在所涉足的多个领域都能产生奠基性的影响。但问题的关键是，王国维何以能“出手即高”？答案可能就在他“为学问而生，非为生而学问”的人生中：其学问起源于人生之大疑，为解大疑而以学术慰藉人生，反过来也成就了其人生。以辛亥革命为界，王国维的学术可分为两大时期，前一个时期从事于文哲之学，后一个时期从事经史之学。从他的学术与人生中，可以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。
书籍
王国维从哲学到文学的所谓“转向”，是探究“人间”大义的继续。“人间”意味着人与人“之间”，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构成“世”，横向地而有个人与家国社会，纵向地而有历史与未来。王国维对文学的认识，亦以“人间”为着眼点。“诗之为道，既以描写人生为事，而人生者，非孤立之生活，而在家族、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。”因而人作为“人间”的存在者，不能不“忧生”与“忧世”，正如彭玉平所说，“相比较而言，忧生侧重在对个人——尤其是士大夫命运之忧虑，因为其眼界大感慨深，忧世则侧重在对于国家、社会命运之担忧”；且“忧生实兼有忧世之意”，“忧世也当兼有忧生之意”。刘熙载《艺概》云：“《大雅》之变，具忧世之怀；《小雅》之变，多忧生之意。”忧生与忧世乃《诗》之传统。古之士君子不能不生活在“生”与“世”之间的张力中，然而又不能不寻求从中解脱，即超越对世情的执着。
在疑古思潮大盛、三代叙事被质疑的时代氛围下，王国维转向经史之学，以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，基本证实了司马迁书写的殷王世系，确证了殷商历史的可靠性。他钟情于三代礼制，以存亡继绝的心态，撰写《殷周制度论》，并自视此文为经史之学的“大文字”。在王国维那里，最令人忧心的还是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化的命运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与人类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，在中西学术交遇带来“道出于二”的思想处境下，王国维通过《论政学疏》重思中华文明的未来意义，通过《殷周制度论》重建中华文明的开端。他将殷周之际的变革，视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、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，并将周人制度创设的精义概括为“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”，以达成“天下一家”的世界图景，这一洞见饱含对中华文明精义的理解。同时，王国维又以极度的理性和冷峻审查周礼，发现了嫡庶之制构成周公所有创制的制度基础，对于周礼中内蕴的亲亲、尊尊原理有着极为深刻的阐发，对于其中内蕴的德与礼之间的张力更有入微的体察。他以深度会通中西的学养，以“出乎其外”的眼光，深入到中华文明的殷周时空之内，为其重建给出了启示与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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