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仲舒(前179年-前104年),广川(今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)人,西汉学者。著有《春秋繁露》《春秋决事比》(又称《春秋决狱》)《士不遇赋》等。
董仲舒简介董仲舒(公元前179年-前104年),西汉广川(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)人,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。汉景帝时任博士,讲授《公羊春秋》。汉武帝元光元年(前134),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,董仲舒在著名的《举贤良对策》中系统地提出了“天人感应”、“大一统”学说和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。”、推明孔氏抑黜百家”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,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,影响长达二千多年。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,杂以阴阳五行说,把神权、君权、父权、夫权贯穿在一起,形成帝制神学体系。他提出了天人感应、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。其后,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;元朔四年(前125),任胶西王刘端国相,4年后辞职回家,著书写作。这以后,朝廷每有大事商议,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,表明董仲舒仍受武帝尊重。董仲舒一生历经四朝,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,公元前104年病故,享年约75岁。死后得武帝眷顾,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。
汉初实行黄老之学,无为而治。经济发展很快,出现了文景盛世。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。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。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,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,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。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,他从《公羊春秋》中找到了“大一统”。董仲舒就根据《公羊春秋》的记载,提出了“大一统”论。他在《天人三策》中说:“《春秋》所主张的大一统,是天地的常理,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。
“大一统”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,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。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。他根据’大一统“的普遍法则,提出了思想也要“大一统“的论点。董仲舒在《天人三策》中说:“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,(所谓“六艺”,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,“礼”,“乐”,“射”,“御”,“书”,“数”。)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。都不许其发展下去,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。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,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。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“。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,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,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。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,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,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,怎么做了。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,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,但不稳固。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。于是,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。
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,施行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“政策,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,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,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。汉代立五经博士,明经取士,形成经学思潮,董仲舒被视为“儒者宗“。
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“论,是以社会、政治来说的。他把《春秋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,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。他认为,人君为政应“法天“行“德政“,“为政而宜于民“;否则,“天“就会降下种种“灾异“以“谴告“人君。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,“天“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。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,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。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“天“,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。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“天“,来戒惧皇帝,使之自敛。用“天“来限制他。
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“天人感应“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?原因是: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,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。董仲舒就采用了“天“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,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,引发农民起义,速亡国的惨痛教训,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,来限制皇帝的权力。从这方面看,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“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,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,其意义是深远的。
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“无为而治“的思想,实质上仍因袭秦制,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。武帝好法术、刑名,重用酷吏,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,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。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,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,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,协调各种社会矛盾,提出“调均“的主张。上疏汉武帝“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,限制豪强兼并土地,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,盐业、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,除去奴婢制度、擅自斩杀的威严,降低赋税,减少徭役,让人民休养生息,减少民力消耗“。
这些主张,首先,打击豪强势力,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;其次,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,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,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,防止农民起义。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,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,提倡德治,革除秦时的弊政,进行“更化“。他的“更化“思想,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,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。他认为,严刑峻法,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,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。他提出:实行礼义,布施仁德的政策,以德治理为主,重视“教化“,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。他视“德治“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。并上疏汉武帝:“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,因此,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,以“德治“为主,“法治“为辅。